今年两会，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市场的空间之大是难以想像的。只要中国的人口压力没有消除、劳动力市场没有真正出清，中国就没有理由改变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我们千万不要被短期内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部需求暂时下降所迷惑，做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加。这种压力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出口正在收到国际社会的阻击。国际社会阻击中国出口的主要方法不外是这样几种：一是反倾销；二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三是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有关劳动与环境等附加要求。

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呢？在决策层与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借以减轻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主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变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为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政策建议是值得研究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来加以说明：第一，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没有经济增长？第二，中国为什么只有通过出口贸易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能正确地解决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讲，中国之所以需要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有人口压力。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人口稀少，从而自然提供的食物比较丰裕时，人类社会普遍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提供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维持生存的需要，于是便产生了财富创造的欲望，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

当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就会出现人均收入持续走低的趋势；当人口增长的速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近时，就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即伴随着经济总量增加而来的是人口总量的增加，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因为分子上增加的GDP会被分母上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分摊，结果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将是更大的人口压力；只有当人口增长的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才会有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倒过来又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甚至造成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发生，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趋势。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所以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生儿育女的成本不断提高、收益不断下降，从而使得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家庭人口的做法成为一种非常不经济的做法；第二，人们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收入水平的高低，二是完成消费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可以满足前一个条件，但是不能同时满足第二个条件，因此，为了在保持收入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满足在实际上展开人们消费行为所必需的第二个条件，就只有通过减少生育数量来提供人们完成消费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因为孩子实际上是最耗费时间的“消费品”。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存量规模特别巨大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人口流量仍在迅速增长的国家，从而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控制方法。但在这样的政策控制下，人们减少生育并非是出于自愿，所以它的社会与政策执行成本都很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让人们自愿减少人口生育，就只有通过有效的经济增长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在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人们才有能力进行消费，进而愿意自动地控制人口的生育。

发达国家的经验带给中国的启示就是，在面临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必须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尽快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才能有效地遏制住人口的增长。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快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缺乏内需。导致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过低。

消费理论告诉我们，居民的消费支出取决于他们的恒久性收入。恒久性收入包括两个部分的收入：其一是工资收入；其二是资产性收入，即一笔来自于资产的固定收益（股票等浮动盈亏除外）。

低收入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在绝对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没有购置资产的能力，所以资产性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在有大量存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工资率的上涨必定是很慢的。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剩余劳动力被出清之前，工资的增长将总是赶不上生产的增长，于是就会发生内需不足与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面临内需不足的瓶颈。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一书中曾经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最为经典的分析。根据他的观察，在一个创建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专业化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

其中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积累同样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因为只有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才会增加投资的机会。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缺乏需求、从而市场规模过小时，专业化分工是很难深化的，资本积累也将是难以持续的，这样就会陷入一个增长的悖论：经济增长依靠分工深化与资本积累，但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由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较小的市场规模又反过来限制了分工的深化与资本的积累。

从亚当·斯密的增长三要素理论来看，走出这种悖论、突破因为市场规模过小而造成的经济增长瓶颈的唯一有效方法就只能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由此可见，专业化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与其说是是一种并列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历史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

从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到后来的德国，再到第二批工业化的美国与日本等国，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推行了被经济史学家称之外“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原因就在于工业化早期普遍缺乏内需，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从而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获取市场经济的“新边疆”，以便解决经济起飞阶段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正确地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内需不足、内部市场规模过小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约束。

中国走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之路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饥饿与贫困问题；第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因为城市体制改革滞后、产能不能释放而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产能开始迅速释放，国内有限的市场需求已经不能出清不断增加的供给，于是寻找外部市场的需求就成为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出路。

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先后采取了以下三大措施：以出口退税和低息补贴为代表的出口促进政策；发生在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的政策；经过13年的努力，中国于2001年11月份正式加入WTO。以上三大政策措施主要起到了这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前两项政策带来的效应）；二是降低了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加入WTOD带来的效应）。结果，依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巨大外部市场，中国从1994年至2003年出现了黄金十年增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了以上的成就，中国的人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存量上看，过剩劳动人口的数量依然十分庞大；从流量上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依然为正。这不仅给就业、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也对工资率的上涨、以及内需的增加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就没有理由改变现有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因为外部市场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市场的空间之大是难以想像的，从全球范围看，世界贸易额自1950年以来翻了16倍，而世界GDP同期只增长了5倍。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以经合组织国家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它们相互间的关税曾经达到22%，而到了今天却已下降到了5%不到。

正是因为有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才给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从统计数据来看，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翻了100倍，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假如中国在今天就放弃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就有可能痛失由全球化带给中国巨大出口市场的历史机遇。

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只要中国的人口压力没有消除、劳动力市场没有真正出清，中国就没有理由去改变最近2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我们千万不要被短期内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部需求的暂时下降所迷惑，做出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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